无论是作为“领军”的国家队，还是令人瞩目的中超联赛，对于改变中国足球基础薄弱、人才不足的现状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。 社会足球“金字塔底座”的厚度决定了中国足球的高度和后劲。 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提出“三步走”战略。 现在，经过三年的实践，正处于从短期目标向中期目标转变的关键阶段。 让草根足球尽快成长为“绿洲”，不仅是夯实基础、营造氛围，更是关乎中国足球的未来。
业余赛事进入快车道
12月初，“我爱足球”中国足球民间锦标赛决赛在海口拉开帷幕。 从海选和地区赛中脱颖而出的32支业余队伍分四个小组进行角逐。 获胜者有机会登上足总杯的舞台。 赛事创办三年来，规模庞大，参赛队伍超过17000支，参赛人数约50万人。
群众对足球运动的强烈需求和热情通过基层赛事平台得以释放，营造出一派繁荣景象。 除了全国业余足球联赛、中国城市足球联赛等知名国家品牌赛事外，各地足协建立的业余赛事网络正逐渐形成巨大的民间“绿地”。 仅成都一地，每年各类各类、级别的足球比赛就多达2万场。
除了传统的十一人制足球外，五人制足球和沙滩足球也借助足球改革的激励政策进入了发展的“快车道”。 全国社会足球工作会议上的一组数据显示，2017年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和甲级联赛的观众总数达到3100万人次，明年联赛还将扩大； 全国沙滩足球锦标赛采用新的发展模式后，赛事数量增至63场，覆盖22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。
在中国足协副主席李毓毅看来，当前社会的足球事业正在阳光雨露下成长，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。 “一是有完整的方案，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已在地方落实，省委、省政府参与85%—90%； 二是场馆设施的完善，按照“十三五”规划，由目前的1万元提高到7万元； 三是地方联席会议制度提供领导机制保障。 有了这三点，可以看到社交足球在深圳、广东、上海、北京等地已经非常成功。”
中国足球走过了弯路，长期处于相对孤立的环境中。 社会足球的价值在于为足球发展奠定基础，建设“足球强国”的目标必须通过扩大足球人口来实现。 成都没有中超球队，却致力于打造“足球强城”。 依托完善的业余赛事体系和近200家业余俱乐部，将深厚的足球感情转化为坚实的踢球人群，凝聚一座城市的足球力量。 。
李毓毅坦言：“到2020年，足球人口将达到5000万，这个目标非常艰巨，我们当前的工作必须以扩大足球人口为重点。” 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》提出，“通过社会足球人口不断增加，水平不断提高，为职业足球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和人才基础”。 这意味着足球人口不仅需要数量，更需要质量。 本赛季，全国业余联赛首次与中乙联赛形成升降级机制。 不过，中国足协希望参赛球队不要以乙级联赛的成功作为评价标准，而是扩大业余俱乐部在当地的影响力，为草根足球培育肥沃的土壤。
“未来的业余联赛将连接各地，做细做强。业余联赛的水平逐步提高，将通过一定的准入制度与职业联赛融为一体。我们期望参赛者创造一个机制、一个平台，甚至是一种生活方式。” 李羽衣说道。
地方足协担当先锋
打开“青年”APP，成都足协22家会员协会的行业管理、新闻发布、注册认证、赛事运营、宣传推广等需求均可在此“一站式”解决专门开发的竞赛组织管理平台。 光是这个细节就足以看出成都社会足球的成熟程度。
足球圈有一句话：哪里的足协发展得好，哪里的社会足球就做得好。 去年中国足协与国家体育总局“脱钩”后，各地足协加速改革整合。 有业内人士坦言，转变行政思维模式，重新定位工作职能、目标和对象，是地方足协改革的核心。 “我们不能仍然专注于金字塔顶端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和职业球队，而必须为会员服务，为广大球迷服务。”
11月中旬，北京足协完成换届，正式与北京市体育局“脱钩”。 独立生存后，社交足球成为重要起点。 “以前，市足协和市足管中心是两个牌子、一套人，大家都习惯了当甲方，现在足协需要找到当乙方的感觉。” 北京足协专职副主席王江涛表示，新一届北京足协成立球迷委员会在全国尚属首次，未来也将降低球迷踢球的成本。公民通过政府购买服务。
角色转变成为地方足协的“必修课”。 他们不仅要适应参与者的需求，还要学会管理。 过去，社交足球曾因流程、规则、细节不规范、不专业而被贴上“野足球”的标签。 业余赛事“井喷”发展后，选手报名、竞赛组织资质、赛事管控、裁判员培训等工作越来越需要准入门槛，并辅以强有力的管理措施。
过去一个赛季，从足协杯到各地业余联赛，追赶裁判、场上打架等暴力事件时有发生，严重损害了足球在社会上的形象。 除了球队自身的问题外，当地足协缺乏管理和指导也是难辞其咎。 王江涛认为，除了在选择裁判时进行预判、尽量减少人为因素外，一旦有人触及红线，地方足协必须对球员和组织方进行“一票否决”处罚。游戏。 ，敢被列入黑名单。
成都业余足球联赛已经办了20多年，得到的经验是，既要事后严惩，又要事前预防，让参与者主动维护比赛作风和纪律。 ，这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。 成都市足协负责人表示，他们每场比赛前都会与参赛球队“交谈”，向大家灌输比赛是每个人自己的理念，有了归属感，自然会珍惜比赛。 参与者的认同感实际上增强了协会的权威。
当然，想要打铁，你还需要足够强大。 社会足球能不能办好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足协的建设。 “脱钩”后，一些地方足协的组织体系和造血机制尚不完善，资产管理、人员配置、薪资标准等配套政策使得地方政府难以单独突破。 对此，李毓毅表示：“目前地方社会足球的所有模式都是地方足协的工作，社会足球在成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是很正常的，当然我们也要引起重视，找到源头来解决它。”
社交足球必须扎根
2017年中国城市足球联赛中，延边北长白虎队主场每场比赛都有近3万名球迷涌入，穿着队服观看比赛，为主队加油。 气势丝毫不亚于中超联赛。 如此火爆的场面，放在以前几乎是难以想象的。
首届甲A联赛，成都金牌足球市场名扬大江南北。 那些当年跟随父母在“人潮”中喊出“雄奇”的孩子们，现在很多都在业余赛场上驰骋，未来孩子也能穿越校园。 足球走向了绿茵场。 这不正是城市足球文化的代代传承和积累吗？
群众并不是没有参与足球的愿望。 许多社区、单位自发组织足球比赛。 “社会足球的特点是老百姓踢球，各级足协都提供服务。比如场地、裁判有困难，我们都会提供。我们会对赛事进行相应的指导，整合各种资源，打造一个社会足球的服务平台。”好的平台让老百姓也能快乐地踢球。” 李羽衣说道。
武汉市社会足球人口达100万。 为满足群众踢球需求，仅2017年就建成足球场300个，全面覆盖武汉三镇，举办各类社会足球比赛3000余场。 武汉汉威体育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吴江表示，地方业余足球俱乐部必须扩大，形成规模，依靠这些俱乐部增加社会群体的足球归属感，促进社区青少年足球训练。
目前，全国各地举办了许多知名的业余足球赛事，如北京的百队杯、上海的陈毅杯等。 一些地方还探索了为企事业单位定制活动的新方式。 在办好赛事的同时，怎样才能让社交足球更加接地气？ 北京足协开动脑筋，未来在场边提供餐饮服务和儿童游乐设施，让足球成为家庭休闲方式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是社会足球的一次供给侧改革。
和职业足球一样，社会足球的发展也必须遵循规则。 足球文化需要时间培育，任何鼓励成长的行为都会损害本已脆弱的基础。 “有些业余比赛成绩悬殊很大，说明双方水平不匹配。基层有跑步比赛热情，但没有专业知识，也和功利主义有关。” 李毓毅直言，足球是民生，是精神，更是文化。 只有脚踏实地，才能水涨船高。
令人欣喜的是，在《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规划》的指引下，社会足球正走上正轨。 全国社会足球工作会议2018年规划中，对业余赛事、足球公益活动、基层教练员、裁判员培训等都有明确的路线图。 “要大力引导推荐‘中国足球城’、‘中国足球小镇’建设，树立足球发展标杆，让足球文化真正在城市生根发芽，提升足球项目影响力。” 中国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说。
《人民日报》（2017年12月20日第23页）
